于立志

奢侈享乐既是消极颓废的表现，也是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的温床。一个人走向深渊的起点，往往就是从丢掉保持艰苦奋斗精神、错把奢侈享乐当人生目标、错把工作岗位当捞钱工具开始的。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是多发病灶，能滋生多种“疾病”。陷入享乐奢靡之泥潭，最终会败家、败国。

许多事实表明，倡俭戒奢，会成就一番事业；舍弃勤俭的美德，迷恋奢靡之风，都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，甚至会人亡政息。西晋被称为“最拜金”王朝，皇帝卖官鬻爵、奢侈成性，官员攀比炫富、崇尚空谈，社会腐败不堪。西晋王朝的奢侈糜烂导致了它的灭亡，将当时的无数百姓拖入苦难深渊。隋炀帝杨广即位日久，逐渐纵情声色，政事日荒，他大兴土木，滥设御宴。公元617年，隋炀帝带领禁卫军10万人、大船数千艘，浩浩荡荡来到江都。他自知末日来临，大肆挥霍，生活荒淫无度。他对妻子萧后说：“外面的起义队伍蓬勃兴起，他们要推翻我。我要像陈后主那样在末日来临之际，饮酒作乐，决不停止。”

隋炀帝造龙舟，贪图酒色，挥霍着隋文帝创造的大隋基业，最终江山易主。公元618年，隋炀帝在大起义的风暴中，被部将宇文化及所杀，隋王朝亦土崩瓦解，成了短命王朝。“玉玺不缘归日再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”如果不是李渊灭了隋朝，杨广的游船将走遍天涯海角，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。

李商隐《咏史》云：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遍观历代圣贤治国治家的经验教训，成功皆因勤俭，败亡皆因奢侈。李绅曾经写下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千古名句，然而发迹后却生活奢靡，最终落得个“削绅三官，子孙不得仕”的下场。有的官员看到不法商人生活奢华而羡慕不已，忍耐力未能抵住诱惑力，追求像他们一样的奢靡生活，一步步走向贪腐的不归之路。一代名相寇准，动不动就在家里摆宴席，席上必须用特制的巨型蜡烛，将夜间照得亮似白昼。

欧阳修在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有言：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”忧患劳苦，可以使国家兴盛；一味贪图安逸享乐，就会葬送自身。这个道理对帝王来说是如此，对当下领导干部来说也是如此。量变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，必然引起质变。欧阳修还有句名言：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”把吃吃喝喝、打牌赌博、收点礼金视为无伤大雅的“小节”，出不了大格，犯不了大错，这是站不住脚的。党员干部既要能把握立身大格局，又要注重生活小细节。否则日积月累，就会以小不廉渐渐成为大贪婪之人。

玩物可以丧志，奢侈足以堕德。生活奢侈，就会欲望愈来愈多，就会贪图富贵，走上邪路，招来灾祸。享乐主义思想是意志的腐蚀剂，是滋生各种腐朽思想的温床。自我放纵，贪图安逸，沉湎酒色，灵魂就会在享乐中扭曲，信念就会在享乐中丧失。

一个民族需要俭朴的生活理念，要活得清爽一些。纵观古今，大凡有作为、有担当、有良知的人，无不注重居安思危、戒奢以俭。从普通人到为政者，都应视俭朴为宝，视奢侈为祸。因为只有真正俭朴才能保持廉洁，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具有高尚的道德。俭朴，是不为物质所累。倡俭戒奢、艰苦朴素、厉行节约，既是修身之准则，也是治国之经验。《左传》认为：“俭，德之其也；侈，恶之大也。”提倡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衡念物力维艰。

司马光是北宋的宰相，官不可谓不高，禄不可谓不厚。但他生活上节俭，从不摆阔，平素“家居食不敢常有肉，夜不敢纯有帛”“恶衣菲食以终身”。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信中说：“我的家庭本来是清寒的，清白的家风世代相承。我的性格不喜欢豪华奢侈。小时候，大人给一件装饰有金银的华美服装，我就觉得害羞脸红，不愿意穿。穿着能御寒、吃饭能吃饱就够了。”他认为有品德的人都从勤俭中走来，这是因为生活俭朴使人欲望少，就不会被身外之物所役使和支配，就能依正道而行。

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价值取向，一种精神境界。据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，从1953年到1962年，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，他的标准就是方便实用，而不在乎新旧优劣。在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衣服鞋袜等日常穿戴用品中，除应付场面的外套外，很难找到一件完整的没有补丁的衣服。对此，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想法，他曾在不同时期说过，“我节约一件衣服，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”“衣服穿里面别人看不见，我不嫌就行”。中国共产党员就应在利益面前不贪心、在诱惑面前不动心，“甘天下之淡味，安天下之卑位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忻忻于富贵”，把自己锤炼成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公仆。